原标题：日前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山西这80通碑刻为啥入选“国家级”

　　《晋祠之铭并序碑》

　　阳刻小篆体“皇帝南巡之颂”6个大字（石碑局部图）

　　黄河古栈道摩崖题记

　　云冈石窟第11窟的《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碑》

　　石碑石刻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博物馆里可以欣赏到的老物件？还是饱经沧桑的大块头？

　　古代先民们认为——金石不朽，所以会将重大事件凿刻在石块之上，永垂后世。一块石碑就是一卷史书，能记录那些令人遐想的前尘往事……日前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名录》），山西有80通名碑名刻入选，它们有的珍藏在博物馆里，有的依然在“原生地”见证时代变迁。

　　这些入选的名碑名刻究竟有哪些故事呢？它们又是如何当选的呢？

　　精挑细选 多领域专家齐上阵

　　很多人好奇，“国家级”石碑石刻如何来挑选？

　　山西晚报记者采访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工作人员时得知，全国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共推荐并上报古代名碑名刻文物近5600通。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考古、历史、文物、古文字、古文献和书法等领域专家学者和各地文物行政部门、文博机构的意见，反复讨论修订，最终宣布了《名录》。

　　本次申报工作历时1年，从全省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，优中选优，最终推荐申报了名碑名刻项目总数为439通。在申报期间，山西省文物局邀请了文博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全省石碑石刻进行评选。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我省文博大家张庆捷就是专家组的成员之一。据其介绍，本次评选，范围较广，凡民国之前的碑碣墓志、造像题记、摩崖石刻等都囊括在内。“评选标准也很严谨，首先，碑刻撰写者和书丹者，是著名书法家，有较大历史影响；二是碑文具有历史、艺术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；三是碑刻的形制、纹饰雕刻具有典型特征，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；四是碑刻在民族融合、疆域变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证据价值；五是碑刻具有突出的地理标识作用；六是碑刻字体反映古代文字演变发展，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价值。”张庆捷说。

　　遵循以上标准，最终选出推荐申报名单，可以说这样一个筛选的过程，也恰好盘点了山西名碑名刻的家底。

　　金石不朽 汇聚历史和艺术多重价值

　　一块又一块古碑，不仅记载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事迹，还见证了古代历史的循序，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和高超绝伦的书法、绘画、雕刻艺术。作为独特的汇聚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化双重价值的载体，山西入选的名碑名刻有何特色和亮点呢？

　　对此，张庆捷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，不仅做了相应的总结，还介绍了山西这片土地上名碑名刻背后的故事，内容之精彩，让人对入选的碑刻增添了好奇心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。

　　张庆捷表示，从我省入选名录看，有几个鲜明特点。

　　第一是碑刻的历史价值，如入选的黄河古栈道东汉建武十一年摩崖题记，反映了东汉初年，调集人力，修建黄河栈道，以通漕运的工程，通过漕运来调剂京师和各地的粮食和物资。“在古代，修栈道通漕运是大工程，特别是在东汉初年的背景下，战火还没熄灭，就要开展如此大的工程，说明黄河漕运的重要性。这件事不见于史书记载，因此这块石刻的发现，填补史书的空白，历史价值不言而喻。”张庆捷说。

　　第二是碑刻的书法艺术价值，如介休博物馆藏傅山临书《郭有道碑》。郭有道即郭泰，字林宗，界休（今介休）人，学问道德俱佳，被人誉为“海之明珠、鸟之凤凰”，多次拒绝官府征辟，授生徒千余人，声望极高，可惜英年早逝，42岁谢世。天下士人儒生千人来送葬，推举蔡邕撰写碑文并书丹。

　　蔡邕是东汉大文学家兼大书法家，蔡文姬之父，人称蔡中郎。在碑文中，他如实评述了郭泰的一生，反映了当时士人注重砥节厉行的社会风气。蔡邕后来曾言:“吾为碑铭多矣,皆有惭德,唯郭有道无愧色耳。”因此该碑的碑文和书法水平均高，镌刻问世即成为名碑，后被南朝萧统编《昭明文选》时收录。宋代，原碑被窃。清初，傅山仰慕郭林宗，又是大书法家，于是临摹拓片，重新刻立《郭有道碑》，使得该碑涅槃重生。傅山精擅草书，也精通隶书，该碑可视为傅山隶书的代表作品，因此该碑尽管是后人临摹重刻，但出自两位著名大书法家之手，书法艺术价值很高。张庆捷表示，此次这块石碑入选，从各方面看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第三，是科学史价值，如《清康熙三十四年地震碑》，记载了那次大地震的场景和房倒屋塌、死亡数万人的惨重情况，是研究地震史的珍贵资料。

　　此外，入选的名碑名刻还兼具石刻艺术价值和其他价值，如云冈石窟第11窟的《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碑》，集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于一身，不仅记述了平城佛教徒开龛造像的情况和愿望，对研究北魏平城佛事活动乃至当时佛教文化传播有着重要价值；而且说明至晚从太和七年起，云冈石窟已由皇家独家开凿营建转向皇家和民间共同营建。另外，此题记中包含40多个碑别字，是研究魏书别字书体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，完全符合本次评选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价值标准。还有北朝和唐代的佛教和道教造像碑，如《西魏大统十四年太上老君造像碑》与《唐武周天授二年涅槃变像石碑》，既有石刻艺术价值，也有研究佛教和道教传播历史的价值。

　　总之，这次入选的名碑名刻，都符合一种或数种评选标准。

　　山西特色 北朝、唐代碑刻遗存较多

　　山西此次入选《名录》的总数量为80通，从年代上划分，唐代29通，北朝22通。为何这两个时期，会留存给后世如此多的名碑名刻？

　　“按历史朝代前后顺序回答，北朝是山西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，前是北魏定都平城（今大同），长达97年。后是东魏、北齐建立，晋阳成为东魏、北齐的最重要城市之一。高欢正式建大丞相府于晋阳（今太原），北齐晋阳是‘别都’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山西出现很多北朝碑刻就成为正常现象。”张庆捷说，此次《名录》中公布的山西北朝碑刻中，最早也最有价值的当数发现于灵丘县的北魏和平二年（公元461年）文成帝时期的《皇帝南巡之颂碑》，该碑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都很大，碑阴所刻从官的姓名官爵，是研究北魏早期官制和民族融合的第一手资料。该碑被称为“平城第一碑”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。

　　唐代，晋阳的历史地位仍然重要，一是晋阳乃李唐王朝起兵首义之地，二是唐代晋阳，曾是唐五京之一，又是北方第一重镇。在入选《名录》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撰文书丹的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碑，作者知名度是家喻户晓，书法艺术是名列前茅，碑首纹饰雕刻又具有唐代典型特征，属于必选碑刻。这块石碑现存于晋祠博物馆，也是很多公众熟知和关注的一块石碑，时至今日我们都能目睹到这块石碑上镌刻的书法艺术，感受到石碑本身的魅力。

　　相比于很多精美的可移动文物而言，游客在参观石碑石刻时会有些隔膜，对此，张庆捷也从专业角度，提出了自己比较青睐的名碑名刻，比如前文提到的《皇帝南巡之颂碑》，以及《北魏景明五年密云太守霍扬碑》《李清报德造像碑》《北周天和五年曹恪碑》《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铭》《晋祠之铭并序碑》《元元统元年姚天福神道碑》《清傅山书郭有道碑》等。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见到这些名碑名刻，不妨仔细参观，用心感受。

　　建数据库 未来保护与规划齐头并进

　　山西是文物大省，古代遗存非常丰富，石碑石刻数量也很多，保守估计超过2万通。对于这些记载历史、镌刻书法艺术之美的石碑石刻来说，未来将如何保护呢？

　　目前来看，这些碑刻石碣、造像题记，部分收藏在博物馆和古建筑中，保存较为完成，也有部分散布于原址，此次名碑名刻申报工作，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，也恰似一次“摸底”，更是为今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准确的基础数据。

　　据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，与可移动名碑与造像等能够得到妥善保护和展示相比，摩崖石刻因为体量大、数量多等原因，大多还在原址。张庆捷告诉山西晚报记者，本次公布的《汉建武十一年黄河栈道摩崖石刻》会“搬”入室内进行保护。“黄河栈道摩崖刻石是1997年发现的，共发现几十处，里面还有北魏、唐代、宋代和明代修建或使用黄河栈道的摩崖石刻。考古调查工作结束后，由于小浪底水库即将蓄水，很多栈道将被淹没，就由运城相关文保部门将重要石刻整体切割，交给垣曲县博物馆予以展示。”

　　博物馆展示+室外原样保护，依据文物本体的特质，来修订相应的保护方案，似乎这也是一场与石碑石刻的双向奔赴——只为了让它们能永垂后世，见证时代变化，铭刻沧海桑田。（记者 孙轶琼 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