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:日前,国家文物局公布了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山西这80通碑刻为啥入选“国家级”
《晋祠之铭并序碑》
阳刻小篆体“皇帝南巡之颂”6个大字(石碑局部图)
黄河古栈道摩崖题记
云冈石窟第11窟的《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碑》
石碑石刻,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?是博物馆里可以欣赏到的老物件?还是饱经沧桑的大块头?
古代先民们认为——金石不朽,所以会将重大事件凿刻在石块之上,永垂后世。一块石碑就是一卷史书,能记录那些令人遐想的前尘往事……日前,国家文物局公布了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(以下简称《名录》),山西有80通名碑名刻入选,它们有的珍藏在博物馆里,有的依然在“原生地”见证时代变迁。
这些入选的名碑名刻究竟有哪些故事呢?它们又是如何当选的呢?
精挑细选 多领域专家齐上阵
很多人好奇,“国家级”石碑石刻如何来挑选?
山西晚报记者采访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工作人员时得知,全国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共推荐并上报古代名碑名刻文物近5600通。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考古、历史、文物、古文字、古文献和书法等领域专家学者和各地文物行政部门、文博机构的意见,反复讨论修订,最终宣布了《名录》。
本次申报工作历时1年,从全省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,优中选优,最终推荐申报了名碑名刻项目总数为439通。在申报期间,山西省文物局邀请了文博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全省石碑石刻进行评选。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我省文博大家张庆捷就是专家组的成员之一。据其介绍,本次评选,范围较广,凡民国之前的碑碣墓志、造像题记、摩崖石刻等都囊括在内。“评选标准也很严谨,首先,碑刻撰写者和书丹者,是著名书法家,有较大历史影响;二是碑文具有历史、艺术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;三是碑刻的形制、纹饰雕刻具有典型特征,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;四是碑刻在民族融合、疆域变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证据价值;五是碑刻具有突出的地理标识作用;六是碑刻字体反映古代文字演变发展,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价值。”张庆捷说。
遵循以上标准,最终选出推荐申报名单,可以说这样一个筛选的过程,也恰好盘点了山西名碑名刻的家底。
金石不朽 汇聚历史和艺术多重价值
一块又一块古碑,不仅记载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事迹,还见证了古代历史的循序,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和高超绝伦的书法、绘画、雕刻艺术。作为独特的汇聚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化双重价值的载体,山西入选的名碑名刻有何特色和亮点呢?
对此,张庆捷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,不仅做了相应的总结,还介绍了山西这片土地上名碑名刻背后的故事,内容之精彩,让人对入选的碑刻增添了好奇心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。
张庆捷表示,从我省入选名录看,有几个鲜明特点。
第一是碑刻的历史价值,如入选的黄河古栈道东汉建武十一年摩崖题记,反映了东汉初年,调集人力,修建黄河栈道,以通漕运的工程,通过漕运来调剂京师和各地的粮食和物资。“在古代,修栈道通漕运是大工程,特别是在东汉初年的背景下,战火还没熄灭,就要开展如此大的工程,说明黄河漕运的重要性。这件事不见于史书记载,因此这块石刻的发现,填补史书的空白,历史价值不言而喻。”张庆捷说。
第二是碑刻的书法艺术价值,如介休博物馆藏傅山临书《郭有道碑》。郭有道即郭泰,字林宗,界休(今介休)人,学问道德俱佳,被人誉为“海之明珠、鸟之凤凰”,多次拒绝官府征辟,授生徒千余人,声望极高,可惜英年早逝,42岁谢世。天下士人儒生千人来送葬,推举蔡邕撰写碑文并书丹。
蔡邕是东汉大文学家兼大书法家,蔡文姬之父,人称蔡中郎。在碑文中,他如实评述了郭泰的一生,反映了当时士人注重砥节厉行的社会风气。蔡邕后来曾言:“吾为碑铭多矣,皆有惭德,唯郭有道无愧色耳。”因此该碑的碑文和书法水平均高,镌刻问世即成为名碑,后被南朝萧统编《昭明文选》时收录。宋代,原碑被窃。清初,傅山仰慕郭林宗,又是大书法家,于是临摹拓片,重新刻立《郭有道碑》,使得该碑涅槃重生。傅山精擅草书,也精通隶书,该碑可视为傅山隶书的代表作品,因此该碑尽管是后人临摹重刻,但出自两位著名大书法家之手,书法艺术价值很高。张庆捷表示,此次这块石碑入选,从各方面看,自在情理之中。
第三,是科学史价值,如《清康熙三十四年地震碑》,记载了那次大地震的场景和房倒屋塌、死亡数万人的惨重情况,是研究地震史的珍贵资料。
此外,入选的名碑名刻还兼具石刻艺术价值和其他价值,如云冈石窟第11窟的《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碑》,集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于一身,不仅记述了平城佛教徒开龛造像的情况和愿望,对研究北魏平城佛事活动乃至当时佛教文化传播有着重要价值;而且说明至晚从太和七年起,云冈石窟已由皇家独家开凿营建转向皇家和民间共同营建。另外,此题记中包含40多个碑别字,是研究魏书别字书体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,完全符合本次评选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价值标准。还有北朝和唐代的佛教和道教造像碑,如《西魏大统十四年太上老君造像碑》与《唐武周天授二年涅槃变像石碑》,既有石刻艺术价值,也有研究佛教和道教传播历史的价值。
总之,这次入选的名碑名刻,都符合一种或数种评选标准。
山西特色 北朝、唐代碑刻遗存较多
山西此次入选《名录》的总数量为80通,从年代上划分,唐代29通,北朝22通。为何这两个时期,会留存给后世如此多的名碑名刻?
“按历史朝代前后顺序回答,北朝是山西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,前是北魏定都平城(今大同),长达97年。后是东魏、北齐建立,晋阳成为东魏、北齐的最重要城市之一。高欢正式建大丞相府于晋阳(今太原),北齐晋阳是‘别都’,在这种历史背景下,山西出现很多北朝碑刻就成为正常现象。”张庆捷说,此次《名录》中公布的山西北朝碑刻中,最早也最有价值的当数发现于灵丘县的北魏和平二年(公元461年)文成帝时期的《皇帝南巡之颂碑》,该碑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都很大,碑阴所刻从官的姓名官爵,是研究北魏早期官制和民族融合的第一手资料。该碑被称为“平城第一碑”,可以说是名副其实。
唐代,晋阳的历史地位仍然重要,一是晋阳乃李唐王朝起兵首义之地,二是唐代晋阳,曾是唐五京之一,又是北方第一重镇。在入选《名录》中,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撰文书丹的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碑,作者知名度是家喻户晓,书法艺术是名列前茅,碑首纹饰雕刻又具有唐代典型特征,属于必选碑刻。这块石碑现存于晋祠博物馆,也是很多公众熟知和关注的一块石碑,时至今日我们都能目睹到这块石碑上镌刻的书法艺术,感受到石碑本身的魅力。
相比于很多精美的可移动文物而言,游客在参观石碑石刻时会有些隔膜,对此,张庆捷也从专业角度,提出了自己比较青睐的名碑名刻,比如前文提到的《皇帝南巡之颂碑》,以及《北魏景明五年密云太守霍扬碑》《李清报德造像碑》《北周天和五年曹恪碑》《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铭》《晋祠之铭并序碑》《元元统元年姚天福神道碑》《清傅山书郭有道碑》等。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见到这些名碑名刻,不妨仔细参观,用心感受。
建数据库 未来保护与规划齐头并进
山西是文物大省,古代遗存非常丰富,石碑石刻数量也很多,保守估计超过2万通。对于这些记载历史、镌刻书法艺术之美的石碑石刻来说,未来将如何保护呢?
目前来看,这些碑刻石碣、造像题记,部分收藏在博物馆和古建筑中,保存较为完成,也有部分散布于原址,此次名碑名刻申报工作,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,也恰似一次“摸底”,更是为今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准确的基础数据。
据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与可移动名碑与造像等能够得到妥善保护和展示相比,摩崖石刻因为体量大、数量多等原因,大多还在原址。张庆捷告诉山西晚报记者,本次公布的《汉建武十一年黄河栈道摩崖石刻》会“搬”入室内进行保护。“黄河栈道摩崖刻石是1997年发现的,共发现几十处,里面还有北魏、唐代、宋代和明代修建或使用黄河栈道的摩崖石刻。考古调查工作结束后,由于小浪底水库即将蓄水,很多栈道将被淹没,就由运城相关文保部门将重要石刻整体切割,交给垣曲县博物馆予以展示。”
博物馆展示+室外原样保护,依据文物本体的特质,来修订相应的保护方案,似乎这也是一场与石碑石刻的双向奔赴——只为了让它们能永垂后世,见证时代变化,铭刻沧海桑田。(记者 孙轶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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